堂子胡同写字楼一西城区西单写字楼独栋

东堂子胡同，西起朝阳门南小街，东至东单北大街。堂子是江苏、上海一带对于妓院的俗称。在东堂子胡同周边，还有西堂子胡同以及赵堂子胡同。东堂子胡同中有多处名人故居（史迹），且其中几处的保护备受社会关注。而晚清时期一处重要的政府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座落于东堂子胡同理各国事务衙门“位于东堂子胡同49号”，它“又称‘外交总理衙门”。据《东华图志》记载：“清廷与英法签定《北京条约》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外交、通商活动日益增多，咸丰十一年（1861）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同治元年（1862）正式设立……总理衙门由王公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和章京两级职官，大臣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满汉章京共四十二人，另加司员若干，以协助办公。衙门负责外交事务，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和派遣留学生等，具有一定的近代色彩，逐渐成为晚清最有实权的政府机构。光绪末年改为外务部，民国初年又改称外交部。”（本段引文皆引自《东华图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办公地，据《东华图志》引《顺天府志》：“初定约时，借宛平县署东之嘉兴寺为办理交涉事务之所。”此后迁至东堂子胡同49号，该地“原为一等超武公赛尚阿的府宅，后改钱粮公所”。据《东华图志》引《新设衙门章程十条之二》：“查各衙门分司办事，往往多者数百间，少者亦百余间，方可敷用。房间既多，官役亦因之而增。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查东堂子胡同旧有钱粮局公所，分设大堂、满汉司造科房等处，尽足敷用，无庸另构。唯大门尚系住宅旧式，外国人后来接见，若不改成衙门体制，恐不足壮观，且启轻视，拟仅将大门酌加修改，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重行改修。”正是因为“总理衙门的前身是大臣的宅第和钱粮公所，没有进行大的改建”，所以“其格局尺度与一般的四合院相似，并不追求堂皇的气派，颇有一点务实的精神”（引自《东华图志》）。另据《燕都丛考》记载：“光绪之末，改总理各国通商衙门为外务部。民国初建，改称外交部，地址均仍其旧。近年，外交部移入石大人胡同之迎宾馆办公，而以旧署为总次长官舍。”石大人胡同即今外交部街；《燕都丛考》成书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其中称“近年”外交部迁出东堂子胡同，则其时当在1920年代。据《东华图志》记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实测图上看，当时还保存着总理衙门原有的大多数院落。其东部即原‘东所’，是专门培养外语翻译人员的‘同文馆’，已全部拆除。在原地修建了几幢六层的住宅楼，早已面目全非。”不过目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只剩下两个院子还比较完整。西院有入口大门，大门左右分别有倒座房两间和三间，院内有正房五间，前后廊硬山顶建筑，前出一间悬山抱厦，在正房和大门之间建有一条通长的游廊；院西另有厢房五间。东院与西院相通，临街原有南房一座，现已被拆改；院中正房五间，前后廊硬山顶，东西厢房各三间。院北原来还应有一进正院和一个后罩院，现其中建筑均被改建。仅剩的这两个院落现用作某单位的办公用房，经过了重修装修”。非常可惜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筑作为清代政府机构的重要遗存，但“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以至于“其格局已失旧观，我们今天只能从文献记载和残存的建筑中依稀了解其大致情况”（本段引文引自《东华图志》）东堂子胡同的一大特色是其中拥有众多名人故居（史迹），比如林巧稚于1942年曾在东堂子胡同10号开设私人诊所；据称东堂子胡同53号为梁思成故居，我在网上见到一篇题为《教授弟子回忆冯纪忠：从东堂子走出的大师》，其中提及“建筑界的梁思成青年时期曾跟随父亲梁启超居住刘崇杰的家里”，刘崇杰在民国时期曾任外交部次长，他的家即是上文介绍过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因为自外交部迁到石大人胡同之后，它在东堂子胡同的旧址便成为该部的“总次长官舍”，所以作为外交部次长的刘崇杰会居住于其中。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旧址在今天的东堂子胡同49号；而梁思成故居则在53号，或许这里也在昔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范围之内。巧合的是，与梁思成同是著名建筑学家的冯纪中也“在同一个院落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冯纪中曾“几次谈起院子里的那些枣树，每年秋天，结满枣子，这些枣子一袋一袋地装起来，送与那些搭棚子的人和车夫”。另外，东堂子胡同“北面是无量大人胡同……梅兰芳就住在那里”，梁思成与冯纪中“住的位置正好就是梅兰芳家的隔壁，中间有个院子，两家入口分别在两个胡同”（以上引文引自《教授弟子回忆冯纪忠：从东堂子走出的大师》）。另外，东堂子胡同19号是我国著名剧作家、物理学家丁西林的故居；著名医学家吴阶平的祖宅位于东堂子胡同31号；著名书法家沈鹏居住在东堂子胡同59号。而东堂子胡同知名度较高的名人故居则是以下几座（1）伍连德故居，位于东堂子胡同4、6号。《东华图志》称：该建筑“约建于20世纪初。坐北朝南，地上二层，上有阁楼，下带地下室。南立面有宽敞的阳台，北侧的东西两端各开一门，为楼梯间，门下有花岗岩台阶数步。室内地板离地面1.3米，下有通气孔。双折坡顶，阁楼屋面及向北山面设窗。灰砖清水墙面，砌出拱券及线脚。建筑风格为欧美折衷式”。礼露在《这里曾住过一位伟大的人——伍连德故居前的追思》一文中说：昔日故居有一座“漂亮的后花园”，据称是“清末留法建筑设计师华南圭(1875——1961)的杰作”有关该建筑的主人，《东华图志》指出：“此处在日伪时期曾为某财政部长宅。”华新民《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一文则称这里是伍连德故居。据该文介绍：这栋房子是伍连德“在1912年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下来的，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根据他本人在其自传中的解释是为了自己走动的方便，因该小楼紧邻他当时任总医官职的外务府（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引者注）。伍连德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直到1937年离开中国为止。随后小楼又由其留美归来的长子居住，四○年代末之后相继向外出租和讬管至今，其间伍连德曾表示过把它捐献给中华医学会的心愿”。而伍连德本人“1937年回到马来西亚后开了诊所，1960年因心脏病在马来西亚逝世，其间除1947年临时来京小住了几天之外，再也没能有机会重返小楼”连德的事迹虽“鲜为人知”，不过真正了解其生平的人却对他极为推崇，甚至称他“是一个伟人”，因为伍连德“在1910年至1932年之间几次把千万国人从瘟疫肆虐的死亡线上抢救了出来”，并且他还是“中国现代医学和卫生防疫事业的先驱”。据介绍，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生于马来西亚，后留学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受清政府之邀从南洋来到中国，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堂副监督。1910年冬哈尔滨和东三省一带爆发肺鼠疫——一种病源来自草原上的旱獭的烈性呼吸性传染病，伍连德做为一个年仅三十一岁的清廷特派全权总医官，以超人的智慧和勇气指挥救助和控制感染范围的扩大，用四个月的时间把这场吞噬了六万人生命的灾难消灭得无影无踪，被全世界誉为‘鼠疫斗士’，其所制定的防疫规则一直沿用到今天。伍连德之后创办了鼠疫研究所，设计了在全中国控制鼠疫、霍乱、肺结核和性病等传染病流行的行政系统与规划，指挥了1917年在山西展开的歼灭鼠疫战、1920年在北满洲里的歼灭鼠疫战和1932年在全中国展开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歼灭霍乱战等。伍连德从西方人手里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多次担当在国内禁毒的主力，还创建了国内第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型综合医院——北京中央医院（现人民医院）等数所医院，创办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等若干学校，倡议和参与创办了中华医学会……等等。当年梁启超如此评价伍连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本段引文引自华新民《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华新民用“一处应该永远被国人朝拜的历史载体”以及“一位圣医的纪念塔”来形容伍连德故居。但她对于伍连德故居的命运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此时我和朋友们的心是慌乱的，因为拆迁办已经在频频走进来和住户商谈拆迁款事项，已经有半数人搬走了。”华新民认为“把这座宅院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是对伟人伍连德最起码的尊重”。她希望伍连德在东堂子胡同的故居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并最终能从房地产开发商的刀下逃生”。她还“希望不久后能在这里看到一块写着‘伍连德故居’的木牌”（本段引文引自华新民《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新民的这些希望部分地变为了现实，一方面伍连德故居在最近几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网上可以查到多篇对其进行介绍的文章；而同样是由官方组织编写的资料，东城区图书馆主办的《东华流韵》网站，与《东华图志》一书不同，明确指出东堂子胡同4、6号为“伍连德故居”：网站对该建筑的介绍称它“为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在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供职时的居所”。该网站的“名人”一部分也将伍连德列入其中，对其生平事迹进行介绍，并指出：“伍连德在北京的故居在东堂子胡同4号、6号（原55号），在胡同东口。伍连德故居是带着孟莎屋顶和老虎窗的小洋楼，是一幢精致的法式建筑，现状仍很完好。”另一方面，2009年，伍连德故居以“东堂子胡同4、6号近代建筑”的名称被列入北京市东城区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这样，它便受到了政府的保护，可以“从从房地产开发商的刀下逃生”了。但当我来到这里时，并未看到“一块写着‘伍连德故居’的木牌”。我希望有关部门今后能够表明东堂子胡同4、6号为“伍连德故居”，同时也希望它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得到整修，恢复原貌；如果条件许可，可作为伍连德的纪念馆对外开放2）蔡元培故居，位于东堂子胡同75号（原33号）。据《东华图志》记载：“此宅始建年代约为清中后期。原为其西邻77号住宅的东偏院，现大门为后辟之偏门。1917年至1920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与其家人居住于此处。”蔡元培先生“在北京任职多年，自己却未购置房屋，曾先后在东城、西城、宣武区租房居住过。由于蔡元培先生在此院居住时间较长，特别是1919年5月3日在此主持策划了次日的‘五四运动’，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被定为‘蔡元培故居’”。故居“为坐北朝南的二进四合院。一进院有倒座房五间，东梢间辟为街门，硬山顶合瓦屋面，蔡元培寓此时将此房作为客厅。二进院有北房三间，前带廊，左右各带耳房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三间，东西耳房各一间，东耳房为过道间，其余均为硬山合瓦清水脊屋面。第三进院有北房五间，后改为二间。”（本段引文引自《东华图志》蔡元培故居是东堂子胡同中知名度最高的名人故居。有关它的保护问题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2000年12月，有媒体报道在金宝街改造工程中，蔡元培故居“被施工单位部分拆毁”。根据记者在现场的观察：“蔡元培故居的门边墙上醒目地镶嵌着文物部门1986年设立的文物保护单位牌子，而门的另一边的墙上则刷着一个大大的“拆”字。距文物保护单位牌子仅数尺外的墙和屋顶已遭到拆除。由于群众和文物部门的干预，施工人员将被拆毁的部分匆匆重垒了起来，但重垒起来的部分和原来的建筑不论从材料上还是建筑形式上都已不一样。”而“故居院内凌乱不堪，地上到处是瓦砾和杂物，但绝大部分濒临拆除的建筑被及时挽救，仍然完好”。时任东城区文化文物保护局副局长的王玉珉称文物局方面并不知道“拆迁施工单位拆除蔡元培故居”，这种“未经文物部门批准拆除文物保护单位”的做法“是违反文物法的”，文物局“将对有关责任者做出处理”（本段引文引自2000年12月2日《北京青年报》此后，迫于媒体以及学者的压力，负责金宝街改造过程的相关部门以及投资方香港富华国际集团做出了一系列表态，为自己辩解。他们先是称并没有拆除蔡元培故居的打算，媒体的相关报道“失实”。拆迁指挥部的负责人称，蔡元培故居“只是搬迁居民，院子保持不动”，至于是原址保留还是异地重建要“等市文物局批复后”，“再决定”“如何做”。据称“拆迁指挥部在北京市文物局批示尚未回来的时候，就对蔡元培故居实行24小时保护，专门派出4个保安保护故居在居民搬迁过程中不受到破坏”。据报道：“拆迁工人告诉记者，从工程开始各级领导就一致要求他们不能动故居一块砖，并注意故居内住户在搬迁时，保护好故居。东堂子胡同居委会的两位女同志也表示，他们在工程之初就暂时搬到这里办公，从来没有听说这里要被拆毁。”承担蔡元培故居拆迁工作的拆迁公司负责人亦表示：“我们从来没有说要拆75号院。按我们的工作程序，如果要拆除一个院，要由公司发拆除单子通知施工队，这样施工队才能拆。而公司从没发过拆除单子，也没让施工队去拆过然而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虽然蔡元培故居“四面的房子尚完好。但有的地方也出现了丢失和坏损现象”，可见此前有关蔡元培故居被拆的报道并非“失实”，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此却自有一套说辞：“任何一处拆迁，相邻房子肯定部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损。特别是这次大规模拆迁对拆迁户是货币安置，迁走后不一定住楼房，因此搬家时可能出现能拆就拆，能带都带的情况，而看是看不住的。不只故居这一处，以往的所有拆迁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如果不注意，那些捡废品的也可能进来‘捞一下’。”（以上两段之引文参见2000年12月8日《生活时报》及2000年12月10日《北京青年报有关方面还表示：他们并不是要彻底拆毁蔡元培故居，而是要对其异地重建，据报道：“在金宝街工程实施之初，建设工程指挥部就在考虑如何保护金宝街里这个极有意义的文物保护单位，并在工程设计蓝图里作了详细的规划……规划之初，工程指挥部准备将蔡元培故居移建至四合院保护区，保护区位于金宝街南侧，距蔡元培故居现址380米，完全按原来的样子重建，并作了详细的图片、资料建档，向东城区文物局正式报告，东城区文物局批复同意后，又向北京市文物局作出正式报告。”（见2000年12月8日《生活时报》）金宝街工程的投资方富华集团方面亦称：“位于金宝街西口南侧的蔡元培故居处于此次开发项目的5号地范围，其现状是故居内房屋年久失修，住着十几户居民，私搭乱建了很多小屋小棚。出于积极而不是消极保护故居的目的，香港富华集团公司与工程指挥部在项目规划之初便将其如何保护列在重点考虑之列。并依据《文物保护法》的有关条款，考虑将故居按原貌迁移到离原址约380米的四合院区予以重建，并在工程设计蓝图上做出了详尽规划和资料准备。”据称富华集团于2000年5月“按程序向东城区政府、区文物局递交了申请报告。10月8日，又正式向市文物局提出了异地重建的请示”（见2000年12月10日《北京青年报》）。既然要迁建，就先要把原来的建筑拆掉。看来有关方面早就做好了“拆”蔡元培故居的打算，怪不得媒体会报道故居门外的墙上“刷着一个大大的‘拆’字”。如此看来，相关部门对自己拆除蔡元培故居行为所作的种种辩解，不够有说服力但异地重建的方案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有的学者认为：虽然“文物保护单位迁建并不是没有先例”，但“不是所有的文保单位(名人故居)都可以迁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还有的学者指出：“名人故居移建与原地保护、修复不可同日而语。保护名人故居不单单是要保留历史建筑，更重要的是要保留故居周围的环境。如果名人故居离开了原来的环境，等于是离开了历史，唤不起后人的记忆。”（见2000年12月10日《北京青年报》）最终，蔡元培故居异地重建的方案被北京市文物局否决，据新华社北京2000年12月13日电：“（2000年）11月9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与北京市文物局召开联合办公会，研究故居保护方案，认为蔡元培故居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且不在金宝街的道路用地内，宜原址保护。12月4日、5日，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向北京富华金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式发函要求原址保护蔡元培故居。这家公司目前已表示赞成原址保护蔡元培故居，并着手制订修缮方案，按要求做好故居保护的具体工作。”2009年5月10日，蔡元培故居“经过彻底整修，终于恢复原貌并首次对外开放”。据介绍，故居修复“力图保持原汁原味，恢复‘平民校长’当年居住时的环境”，即“绝不雕梁画栋，因为房屋本身仅仅是一般民居”。修复后的故居“在北院西侧有富华国际集团出资设立的蔡元培汉白玉胸像，两侧刻着毛泽东对蔡元培的评价‘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北院西北角则根据蔡先生亲属的回忆，复原了蔡先生的书房及卧房，室内陈设是民国初年普通民居风格，其中的老电话还能够正常通话。”此外，“在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下，故居内设置了蔡元培生平事迹展，展出图片逾百张，文物书籍百余件。”（参见2001年1月12日《北京青年报》及2009年5月10日《北京日报（3）沈从文故居，位于东堂子胡同51号（原21号）院内。《东华流韵》网站对其基本情况作了介绍，其中说：故居所在的51号院“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西邻。该院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宿舍，购于1952年，原为二进四合院，有起脊瓦房26间，建筑面积为459平方米，院内空地面积为350平方米”。而“沈从文在这个院子里住了近三十年。1953年沈从文入住之时，分配的住房是里院靠东头的北房三间：“文革”初期，沈从文被斗，家被抄，住房也被挤占了两间，全家人挤在一间房内；1972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分得小羊宜宾胡同3号东厢房两间，夫妻二人分居两处，相隔大约一公里，年已古稀的沈从文只好以‘东家食而西家宿’的方式两头奔走，在小羊宜宾胡同3号就餐，在东堂子胡同51号继续进行“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研究；1980年，沈从文从东堂子胡同51号搬出，搬到了前门东大街3号的一套小三居室楼房内”关这座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51号的生活，可参看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一文。其中称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51号的三间房“朝南都是窗子，卧室北窗有一棵枣树横着，映着蓝天，真是令人难忘”。记得上文提到过冯纪中对于东堂子胡同的枣树很难忘，曾数次谈起，看来有次印象的不止他一人。据黄永玉回忆，沈从文故居室内“满屋满床的画册书本，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参考用的纸条条和画页都粘在墙上”。黄永玉对来拜访沈从文的金岳霖等人有很深的印“在从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光潜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温存得很，亲切地谈着话，吃着客人带来的糖食。印象较深的是巴老伯（家里总那么称呼巴金先生），他带了一包鸡蛋糕来，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吃这些东西，缺了牙的腮帮动得很滑稽，一面低声地品评这东西不如另一家的好。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时候才能来北京一次，看这位在文学上早已敛羽的老朋金岳霖先生的到来往往会使全家沸腾的。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脑后捆起来。金先生是从文表叔的前辈，表弟们都叫他“金爷爷”。这位哲学家来家时不谈哲学，却从怀里掏出几个其大无匹的苹果来和表弟家里的苹果比赛，看谁的大（当然就留下来了）。或者和表弟妹们大讲福尔摩斯。老人们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信口说出的典故和数字，外行几乎不大相信其中的准确性。1971年，沈从文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然而东堂子胡同“原来的三间房子已经变成一间”。1972年，有关部门为沈从文一家“在另一条两里远的胡同里”“增加了一个房间”（即《东华流韵》提到的“小羊宜宾胡同3号东厢房两间”）。用黄永玉的话来说，从此沈从文一家“就有了一块‘飞地’了，像以前的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一样”。他回忆沈从文此时的生活从文表叔在原来剩下的那间房间里为所欲为，写他的有关服饰史和其他一些专题性的文章，会见他那批无止无休的不认识的客人。把那小小的房间搅得天翻地覆，无一处不是书，不是图片，不是零零碎碎的纸条。任何人不能移动，乱中有致，心里明白，物我混为一体。床已经不是睡觉的床，一半堆随手应用的图书。桌子只有稍微用肘子推一推才有地方写字。夜晚，书躺在躺椅上，从文表叔就躺在躺椅上的书上。……不管是冬天或夏天的下午五点钟，认识这位“飞地”总督的人，都有机会见到他提着一个南方的带盖的竹篮子，兴冲冲地到他的另一个“飞地”去。他必须到婶婶那边去吃晚饭，并把明早和中午的两餐饭带回冬天尚可，夏天天气热，他屋子特别闷热，带回去的两顿饭很容易变馊的。我们担心他吃了会害病。他说：“‘我有办法！’‘什么办法？’因为我们家里也颇想学习保存食物的先进办法。‘我先吃两片消炎片。’”另据东堂子胡同51号的一位老住户回忆：“文化大革命时，沈先生就住在这里，那时整天见他在屋里写呀画呀的，看他做起事情来，真是连他自己都忘了，有时候吃饭就随便扒拉几口，我看他忙，还帮他热过饭呢。”（引自罗雪村《北京东堂子胡同51号沈从文故居留不住了》）令人遗憾的是，这座沈从文故居并没有保存下来，于2005年年底被拆除。人民网记者罗雪村在其《北京东堂子胡同51号沈从文故居留不住了》一文中记述对此道：“几年前，我曾来这个小院看过，记忆中沈家住过的北房不像有些老宅显出一幅破败的样子，保存得还算完好。而此刻，这排北房除了西面两间因有人居住尚没有拆，靠东边的一间已经见了天日：木制的门窗已不见踪影，土堆里杂陈着砖头瓦片，一段已露出苇箔墙皮的颓垣断壁上空落落地架着木梁。据住在这里的一位老者讲，这座院子现在已经拆了一多半儿了，还有几户没搬，开发商正在一家一家地轰，听说这里以后要建商业大厦。”罗雪村引用了一位文化学者的观点：名人故居“终极的意义是显示一座城市人文的高度与精神的深度”。他以此为依据阐发了沈从文故居的价值与意义，并表达了对于故居被拆除的遗憾：“北京作为一座文化名城，其中可以引以为豪的就是它曾经拥有过像鲁迅、老舍、曹禺、沈从文等等文学大家，而他们生活工作过的地方，特别是一些与他们的文学生涯有着密切关联的故居，更是这座文化名城极富深意的人文景象……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和原因，一些因不属文物保护单位而鲜为人知但确有纪念意义的文学家故居已经或正在被毁掉。”沈从文故居没有能够被保存下来，我想是因为它不像蔡元培故居那样受到众多媒体及学者的关注，另外它也不是文物保护单）史树青故居，位于东堂子胡同55号。史树青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以及文物鉴定学家。据荣宏君《史树青与东堂子胡同55号》一文介绍：“1930年，8岁的史树青来到北京，10年后，史家搬进东堂子胡同55号，那是一处两进的四合院，在这里，史树青先生住了近80年，直至2007年病逝。”这座宅院是史树青先生的父亲史思奇于1935年买下的（见《我的财产谁做主？——北京东堂子胡同55号的拆迁诉讼》，《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期），另据史树青本人说：东堂子胡同55号“是李鸿章故居的花园部分，而另外的部分已于几年前被拆除。李鸿章当年在总理衙门任职时，就居住在此及周边的院落中，但到底居住在哪一间，已经说不清了”。这座宅院“为三进院落，灰墙灰瓦。门口设有门房，二进院内有正房3间、东西厢房各1间，三进院落有正房3间及耳房各1间，均保存良好，史树青老人的书房竹影书屋就坐落在三进院落中，因门前曾有小片竹林而得名”。它虽“历经百余年，但房屋始终保持着最初的构造”（本段引文引自2009年10月16日《新京报》）史树青故居曾两次面临拆迁，分别是在2004年与2009年。史树青先生在世时，利用他在学界以及社会的影响力，使得自己家的老宅院得以保存下来。但在他2007年逝世后，由于人走茶凉，尽管他的后人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使这座四合院保存下来，不致被拆除，但最终无济于事。史家的后人于2005年及2009年两次对政府有关部门及开发商提起诉讼，不过法院均做出了对史家后人不利的裁决。而诉讼的核心则是“拆迁行为的法律依据”问题：史家拥有东堂子胡同55号院的产权和土地使用权，其后人状告一方面北京市国土局“行政不作为”，不仅“不向自己颁发土地使用权证”，还私自把自己的财产“转给了开发商，侵犯了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另一方面状告开发商以及相关银行未经产权所有人许可即“抵押了属于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引自《我的财产谁做主？——北京东堂子胡同55号的拆迁诉讼》，《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期）。有关诉讼的具体情况，读者可参看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期的《我的财产谁做主？——北京东堂子胡同55号的拆迁诉讼》一文。可以说，有关史树青故居的问题极为复杂，已远远超出了文物保护的范围，而且这个问题在北京旧城改造过程中带有普遍性这篇文章是我写得最长的一篇博文。我之所以要花这么多的篇幅来写东堂子胡同，是因为我感觉到胡同中的文物古迹，以及围绕它们的保护而发生的种种事件，正在或已经为人们所淡忘。因此我写这篇文章可以算作“为了忘却的纪念”。在文章的最后，我还想强调两点：第一，蔡元培故居之所以能被原址保留，与媒体的高度关注以及学者的广泛呼吁是分不开的；第二，蔡元培故居能够在金宝街改造工程中被保存下来，实属侥幸。在这项工程中，大量有价值的四合院（名人故居）被拆除，比如本文所介绍的沈从文故居，还有位于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兰芳故居。这些名人故居虽然已不复存在，但我还是希望它们能够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我更希望人们能够珍视现存的文物古迹，不要再对它们进